Unit 16
Text 1
乍一看，向普通投资者提供的金融理论和建议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合理投资原则的大多数建议者（销售员）为银行、保险公司和其它行业职员，所提出的合理的投资规则表明这些专家们太忙碌，没有翻开过20世纪50年代后任何译本金融理论课本的第一章。
好消息是，这也许并不重要。建议者们的常识已远远超出你的想象。事实是，高级理论—很少有经济学家费心去理解这些理论，更不用说投资顾问了—证明了这些销售员们最喜爱的从经验和实践中得出的方法，尽管原因不为总店所知。
现代金融理论的基本框架是平均差异分析。它可以比较不同投资在期望收益和风险间关系方面的差异。只关注期望收益和风险的投资者往往更倾向于在任何假定风险下都能获得最高平均利润的投资。
这看起来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但它隐藏的含义却另人惊讶。它产生的结果往往是所有的投资者都选择相同的风险资产结合方法。等到投资者们在风险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时，他们会将不同数量的零风险“现金”（即短期货币交易方式，如短期国库券）与他们挑选出的风险资产—如股份和债券—相结合。但投资组合中股份和债券的比例将始终保持不变。这恰好与躲避风险的保守投资者们提供的建议相反：他们建议多持债券，少持股份。
投资顾问的另一项原则是为今后退休而储蓄的年轻人应该在其它条件相等的情况下比年长的投资者冒更多风险，持有更多股票。这种理念认为时间会帮助你安然度过股市上的一切沉浮。这也是“去买、去持有”策略的根本原因—这个股市策略常常被推荐给小的投资者。
根据基础理论，这也是错误的。在标准模式下，假设不同资产的风险和利润不变，投资范围是互不相关的。长期投资者应该选择与短期投资者相同的资产。
Text 2
教育家们非常认真地关注哲学博士学生的高辍学率和由此导致的国家哲学博士人才匮乏情况。一项全面调查显示辍学率高达31%，而大多数情况下，辍学的学生转而从事生产性的工作。
他们不仅在金融方面做得出色，而且根据报告，他们的收入水平并不比完成博士学业的学生低很多。
进行此项研究的是Allen Tucker博士。在谈到他所进行的研究时，Tucker博士指出研究项目的初衷是“因为研究生部和管理人员不断表达他们对辍学现象的关注，他们认为一些放弃博士学业的学生是有能力完成博士学位的要求的。一些人认为如果能够劝说辍学者返回研究生院完成博士学位，就可以缓解经过专业训练的专家和高校教师短缺的现象。”
Tucker博士总结说，“我们研究的结果并不支持这些观点。”
研究发现辍学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动力；大多数辍学者在博士阶段学习的进展程度与他们的能力水平和专业水平相一致；大多数辍学者如今从事的工作与他们的教育和动机一致；人文学科的辍学率（50%）最高，自然学科的辍学率（29%）最低—其中教学质量低的研究生院的辍学率较高。
接近75%的辍学者认为他们的决定和学术没有关系，但提到学术因素的人提到了资格考试不及格、未完成的研究和语言考试不及格的情况。
研究发现，“在辍学者们提到未完成博士学业的最重要的个人因素时，19%的人提到了经济困难。”
一份图表显示了辍学者们如今的发展情况，根据图表，2%的人文学科博士生年收入为2万美元或更多，而辍学者达不到这个数字。社会学科博士生中有5%达到年收入2万或以上的数字，而辍学者中只有3%达到这个数字。但物理学科的博士生和辍学者旗鼓相当，都有5%能达到这个数字。
使辍学者重返校园的可能性非常小。
“能说服至少25%可能考虑重返研究生院的辍学者的主要条件是他们能够保持现有的收入水平，有时是保持现有的工作。”
Text 3
近年来，人寿保险业已经放弃强调死亡恤金的做法，转而强调“生者的利益”。1970年，59%的公司保险费收入来自人寿险，只有10%的来自年金保险。而到了今天，29%的公司保险费收入来自人寿险，几乎是年金保险收入的一半。这种转变并不是单个原因造成的，而是多种市场因素同时作用的结果。
转变最初开始于1978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报告的发布，报告不公正地批评了人寿保单内各条款的利润率。公众首次开始关注人寿险，将其作为一种投资而不是保障风险的手段。消费者协会散布了这条消息。结果是数字的成倍上涨和利率的不断攀升，同时造成了来自其它财经服务行业争夺人寿险保险费的竞争。传统的人寿险保单正在失去货币价值，投保人可以将保单投放货币市场获得15%到20%的保险单贷款利息。为了核对现金流量，利息行情敏感的产品应运而生。
同时，人口也在老化。对于出生于1946至1961年间的七千万美国人来说，退休正逐渐受到关注。由于对政府可靠性的广泛怀疑，尤其是对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不信任，大多数关注退休的人决定自己来处理，将退休基金作为首要关注的事。其它因素包括：年轻时期结婚的比例在下降，丁克族和独身族的增加，美国人口多样化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流入美国的有色人种和少数民族团体对安全、死亡、家庭责任等问题有着不同的理念。最后，更多的个人投保被老板或职业协会采取的单位集体投保所取代，同时不完全依赖配偶（丈夫或妻子）收入的人群也几乎相应地在增加。
将家庭按收入划分为五类来看，人寿险投保在收入最高的两类中呈上升趋势，而在收入最低的三类家庭中呈下降趋势。大约有十分之七收入最高的家庭购买了人寿险，相比之下，最低收入的家庭中只有百分之四购买了人寿险。然而，年收入超过7.5万美元的家庭只占所有美国家庭的10%，显然不足以支撑整个人寿险业。来自其它财经服务行业—如银行—的家庭必然能填满空缺。因此，尽管为高收入阶层服务能获得短期利益，目前的趋势是将结束人寿险业作为大商业行为的日子，并将其转入家庭手工业。如今，很难将人寿险业描述为鳏寡者们和儿童的保护者，或是向政治家们证明以投资为目的的人寿险产品可以继续获得税收收益。为了保持内部构成的不可征税性并抑制额外的政府规则，人寿险业必须再次成为低、中收入人群的主要经济顾问，这反过来将要求要么在工作场所直接销售要么返回到过去面向个人销售的日子。
Text 4
面对同时分析数千种基因的任务，研究者们照例求助于DNA芯片—由Affymetrix公司和其它公司制造的拇指大小的玻璃或塑料磁盘，上面排列了数千种细微的DNA块。这些芯片是使染色体学从家庭手工业转变为大规模自动化生产业的主要创新之一。如今，当研究者们开始研究人体蛋白质的完整构成时，他们打赌说蛋白质芯片将成为研究中的中流砥柱之一。
由于蛋白质远比DNA链复杂的多，从DNA芯片到蛋白质芯片的跳跃并不容易。但这并没有使生物化学家Patrick O. Brown失望，他在简单、廉价的DNA芯片的开发中起了关键作用。他和他的研究生Brain Haab最近完成了一项检测蛋白质芯片可行性的初步研究。他们将从其他实验室得到的抗体放入玻璃芯片，然后观察什么能使其附在芯片上。粗略统计，他们进行实验的120个现货供应的抗体中有三分之一明确地与他们相应的蛋白质成分结合。
Celera染色体学科的主席和主要科技负责人J. Craig Venter也相信这些蛋白质芯片是解开人体蛋白质秘密的关键之一。Venter计划利用它们来解释特定细胞内蛋白质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他相信这项科技将完全取代对DNA芯片的需求。
这不是一夜间就能发生的事。要使特定抗体作用于人体内每个蛋白质变体并不容易，因为仅仅与一个变体发生作用就得费时数月。试想一下必须将这个过程重复数百万次。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Rudolf H. Aebersold认为蛋白质芯片具有极大的潜力，但他也警告说，作为研究工具，它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Aebersold实验室正试图制造一种不同类型的芯片，实现蛋白质分离小型化、自动化。
蛋白质芯片最终会是什么样还是个谜。但研究者们要想解开人体蛋白质之谜，像蛋白质芯片这样的复杂工具必不可少。
Part B
尽管女性在19世纪闯入法律界，她们还是因为女性身份继续受到性别歧视。对女律师的接受程度不断增加，条件是她们处理法律事件的方式没有超越得体的女性行为的界限。（21）19世纪关于男女不同生活圈的观念—即女性待在私密的家庭场所，男性待在公共的工作场所—成为定义女性在法律界合适地位的模式。因此，女性在法律界的理想位置是在办公室里。办公室事务映射了家庭事务，同样要求注重组织、效率和细节，这些品质正是19世纪的家庭主妇们被期望具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