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 17
Part A
Text 1
忘掉共和党和民族党的党派之争吧,来谈谈经济领域内的两派之争——对经济发展充满信心的乐观派以及持经济衰退观点的悲观派。无论是来自保守党还是自由党,乐观主义者都相信,从长期来看,美国的经济发展潜力很大,前景乐观。不过,乐观派的保守党和自由党在经济发展的具体方式上存在分歧。保守党主张降低投资税;而自由党则提倡加大对科研、开发、教育的投资力度。无论来自其中哪一党派,科学技术专家们则更希望鼓励硅谷的科技创新企业发展。总之,乐观派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保持,甚至超过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景象。相反,持经济衰退观点的悲观派,包括很多保守党和自由党派人士,认为90年代的经济繁荣只是一种反常现象,甚至说它是弊大于利的泡沫经济。他们吹捧“牺牲和紧缩开支”信条。他们情愿降低联邦预算赤字,也不愿意减少税收或加大对科研、开发、教育的投资来鼓励私人投资。悲观派认为经济增长相对缓慢,所以他们倒宁愿瓜分掉现有经济资金这块诱人的大蛋糕,而不愿费心去想如何把蛋糕做大。保罗·克鲁格曼,最有影响力的经济悲观派之一,是普里斯顿的经济学家,兼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他对美国经济前景一直不抱信心。90年代中期,他曾强烈质疑新经济政策中“科学技术可以提高生产力”这一说法。他写到:“没有什么可以使我相信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了。”在短期内,他赞成凯恩斯主义的若干措施,例如,对经济困难的国家政府提供更多援助。但长期来看,他像其他悲观派一样,着眼于减少财政赤字。不过,经济学理论表明,即使消除了所有的财政赤字,经济增长率并不见得会有很大提高。对于美国大众而言,最好的情况就是经济快速增长,失业率降低,哪怕这会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也可以接受。1993年到2001年,当富人们的经济状况好转时,贫困率也随之从15%降低至12%。同一时期,产品的纯利润以及自由工作者的就业率也提高了10%——扭转了20年来的下降趋势,一种经济体制怎么样,在某些程度上体现在穷人的待遇上,仅从这一角度来说,90年代的经济算是成功的。
Text 2
文件表明,就业中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确实存在。而黑人女性是这两种歧视的双重受害者,因而她们的处境得到了决策者和好心的雇主们的特别关注。白人和黑人女性的收入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些差异是否可以只归咎于就业上的种族歧视,这一点还不确定。她们的生产力(创造的价值)不同,由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可知,她们的收入也会不同。要弄清种族歧视究竟对收入有多大影响,就有必要根据他们生产力的不同来调整白人黑人整体收入之比。城市里的白人女性较之黑人女性,往往学历更高,因此,收入也相对较高。而且,国家居民分布也是影响收入水平的一项重要因素。很多黑人居住在工资水平最低、黑人白人收入差距最大的南部。此外,黑人集中分布在大城市里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因素之一。如果黑人像白人那样分散在不同规模的城市里,他们的收入也许会有所提高。黑人白人生产力(文化程度)相同的前提下,据估算,城里黑人女性的收入是白人女性的1.08到1.25倍。这说明,影响收入的最重要因素是生产力水平(文化程度)。即使白人女性的文化程度更高,在北方,她们的平均收入也仅仅高出黑人女性2到5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与男性不同,在北方甚至全国范围内,黑人女性的收入并不比具同等生产力的白人女性低。而对男性来说,调整后的黑人白人收入比也才近80%。为什么生产力的调整可以使黑人女性与白人女性之间的收入差距消失,而对男性没有作用呢?对此,有两种猜测。第一,对于黑人男性的歧视较之黑人女性更加严重;第二,对女性的歧视在黑人白人之间区别甚微。因此,种族歧视并未给现存的性别歧视添加什么影响。这些发现说明,劳动力市场中,白人女性不一定比黑人女性受到的歧视轻多少。事实上,对女性的性别歧视的影响如此广泛,以至于种族歧视的影响都微不足道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愈加严重的种族歧视不会给黑人女性的求职带来不利影响。和黑人男性一样,她们也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毕竟,受教育水平是决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很大程度上是种族歧视造成了黑人和白人受教育水平的差距。
Text3
如果说今天历史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蔚为壮观,那么哲学界可以说成是纷乱不堪。在研究哲学时,必须牢记专业的哲学学术和一般意义的智慧的区别。专业的哲学家们,像经济学家和数学家们一样,从事的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我们现在研究的便是专业意义上的哲学家。Josiah Royce, William James, George Santayana, and John Dewey 各自以独特的方式将体系思考带到了一个新高度,这便是哲学的“黄金时代”。正是由于这四个伟大的哲学家,“黄金时代”的哲学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 Dewey以后美国未曾出现过可以达到“黄金时代”水平的哲学家。除了美国当代伟大的思想家和已经过世的Dewey,可以说再没有任何美国人推动过哲学体系思考的发展,也再没有任何人继承“黄金时代”的思想成果。
但哲学家们也并非一事无成。数学和物理理论惊人的进步引发了爱因斯坦式的智慧革命,给哲学家们提供了更广的研究空间。所以,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哲学体系来统领整个哲学领域,这不足为奇。经过残酷的理性分析,这些哲学体系不是前后不一,就是出现纰漏。这是由于当代美国的哲学体系的极端分解性所致,从现在的哲学体系中根本找不到综合分析的运用。
人文科学家们在就业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科学家们有机会在制造业领域内找到工作,社会学家有可能在政府或商业领域寻得立足之地,而人文科学家的工作机会却仅限于学术研究领域。但同是人文科学,也有不同学科,就业情况也不尽相同,举例来说,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偶尔有机会在图书馆和特殊机构中谋得工作。而哲学家们,只有在学术世界才有用武之地——既然政府机关不会聘请行而上学家,公司和工厂也只会雇用化学家而不是逻辑学家。
如果目前哲学与科学合作进行探索,目的是确认知识与智力过程两者可靠性的基础,那么这种合作就是可变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哲学会缓慢返回到柏拉图哲学的目的,即让哲学家做平民或地方法官。
Text4
历史学家Frederick J. Turner在1890年代曾撰文称,自1870年以来,美国对农田需求的不断增长是由于内部边缘地带的开发已结束,即美国农耕体系进一步扩展所需的生地已开发殆尽造成的。Turner的理论不仅影响了他那一个时代,也为日后其他学者所研究和借鉴,这在John D.Hicks的著作《平民反叛》就有所体现。尽管如此,19世纪及其后美国实际上还是有生地被辟为农田的。1890年代,当农田供需矛盾愈发突出时,又有1,100,000个新农田被开发,这比之前10年开辟的农田总数还多500,000个。1890年后,根据《宅地法》及其他法案的要求,有史以来最大数目的农田被开辟出来。虽然其中,大部分农田只适合于放牧和旱作,但借助于发达的农耕技术,即使土地贫瘠,也能够得到充分利用,提高收益。
19世纪后半叶,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美国科学家和政治家们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内部边缘地带消失上,因而忽略了这一变化的重要性。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同年,美国第一条跨洲铁路竣工。海底电缆先后于1866年、1874年分别将欧洲与美国和南美洲联系起来,一个巨大的电报网络编织完成。1870年左右,农业技术得到很大提高,这就使以机械化为依托的大规模全方位农耕成为可能。阿拉伯、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美国西部又有大片土地被开发出来,辟为农业用地。这些国家和欧洲各国相互联系,形成一个互相依赖的市场体系。因此,农业萧条的影响范围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了,而是超出国界,影响到几个内部边缘地带尚未开发完全的国家。19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美国对耕地需求不断增长的同时,美国农产品价格在国外市场上持续下跌。那些对国外市场依赖最大的农民抱怨最强烈。正是因为国际市场中农产品的价格一降再降,美国人目前不再开辟新的农业用地。
Part B
要想看到简化的力量,你只要看看计算机就可以了。它所做的一切都是以二进制数字处理,或者比特——一种0或1的信息组合为基础的。运用逻辑处理来组合那些0和1就能让计算机完成数字时代所有的壮举。但是,在这个复杂运算的每步中,每个比特的值都是固定的。同样的理论对量子物理学的许多特性就不适用了,例如原子核的偏离(宽泛地说,就是它所指向的方向)或者电子绕核子运动的轨道位置。在小标量上,这些特性一次可以有一个以上的值。1994年,数学家Peter Shor,发现电脑运用这种量子的特性来呈现信息,可以非常迅速地把巨大的数字分解成因子。之后,在1996年,Dr. Shor的同事Lov Grover表明这种量子电脑在检索未经处理过的数据时,要比普通电脑快很多——又一个重要用途。随着这些发现,量子计算,在80年代早期首次被认为具有可行性,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物理学家们都清楚地知道,运用“杜比特”——它不是一般的比特,它可以使0和1同时保持在一个“超级状态”——也许可以使计算能力得到一个指数的(越来越快的)促进。这是因为一对杜比特(量子比特)可以同时拥有四种不同的组合,三个杜比特就有八个,以此类推。如果技术上的困难(障碍)可以被克服的话,那么这一进步就不止是假设的,而是真实的,并且对于处理那些重要的问题很有帮助。研究出操作杜比特所必需的技术是一个挑战。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能研制出以太量子电脑可以执行任何指令哪怕是最基础的操作。但是这一领域在不断前行,并且成为科学家间谈论最多的话题。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进行量子计算,所有的这些都是基于本质上的不同技术。所有这些技术的共同点是可以唤起和利用超级状态的奇异现象。超级状态并不简单。虽然杜比特可以处于这种0和1之间的超级状态一会,但是它最终还是要二者选其一。即使是最好的量子电脑,选择或“使同一”仅仅发生在一微秒。正是要了解如何做出选择,如何延长同一的前期过程,使量子计算产生,并在现代物理学的核心形成一个很长的未解释的鸿沟。自二十世纪20年代量子理论起源以来,已经快80年了,大部分物理学家都满足于回避谈论这一过程。好像让人感到惊奇的是量子计算在技术上的挑战现在已经成为努力理解量子力学最抽象和最富有哲学性解释的驱动力。直到杜比特有宏观世界产生相互作用,这符合经典物理学理论,它才会遵照量子物理学的理论运动,而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至少是那些物理学家。虽然研制出一台具有实用价值的量子电脑可能还要很多年的时间,但是量子计算领域早已站在了解决它第一个问题的路上了。